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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维新北京难显真面目

发布时间:2019-08-23 12:50:06 编辑:笔名

核心提示:今年4月份,北京民政部门开始试水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政策改革,但拟配套出台的《北京市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办法》至今未予公布。

今年4月份,北京民政部门开始试水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政策改革,但拟配套出台的《北京市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办法》至今未予公布。个中原因,如雾里开花,仍难读懂。

还没有注册,在孵化状态。

对于(组织)注册,王楠近还在观望。

王楠是一家科技类民间志愿者组织的负责人,该组织在近几次重大自然灾害的公益行动中均有上佳表现,然而成立 年多来仍未注册。

今年 月28日,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北京市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4月将出台。据称,该办法对社会组织直接登记作出具体规范,有登记需求的社会组织可以先去民政部门申请预约。

同时,自4月1日起,北京市行业协会商会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科技类4类组织不得再挂靠政府部门,可在民政部门申请直接登记注册,这些组织在协会中兼职的公职人员一律不得在协会中兼职。

此举在外界看来,北京执行多年的社会组织双重管理模式有望实现突破。

可是,新政执行百余天,《办法》却始终没有正式出台。

多位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对此持观望态度。王楠觉得社会组织注册还是缺乏可操作性,政策信号并不明显。

王楠们 希望能结束 编外 生存状态,但《办法》的难产,仍让他们在焦虑中继续等待。

民政注册依然很难

虽然北京市的《办法》至今依然难觅其踪,不过无业务主管单位的探索却在悄然进行。多位接受本社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均表示,难寻业务主管部门仅仅是登记注册难的 一个方面 。

王楠的业内好友郝文涛也是一家科技类NGO的负责人,他近正忙于熟悉登记注册的相关流程。

我倒觉得取消业务主管单位未必是件好事。 郝文涛并不完全认同目前的主流观点。郝文涛向本社记者解释,由于没有业务主管单位,专业性较强的社会组织,与民政部门沟通可能会存在障碍,从而影响登记注册进程。

其实业务主管单位只是登记注册中的一个门槛。 郝文涛说,由于自己负责的NGO和目前的业务主管单位之前有较好的合作, 他们曾购买过我们的公共服务,对我们比较了解。

在注册过程中,让郝文涛挠头的是办公地点。因为根据规定,郝文涛必须要在注册地民政部门管理区域内选择办公地点,然而由于地处三环以内不菲的租金,对他们而言根本无力承担。郝文涛选择与另一家社会组织联合办公,这也是 没办法的办法 。

这也印证了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副主任程芬的观点, 业务主管单位 只是社会组织注册的条件之一,另外还有注册资金、场地等各种要求,这也会形成一定的门槛,将一些草根拦在大门外。

不过郝文涛也承认,如果放在一两年前的环境下,如此短时间内完成一系列社会组织注册流程是不可想象的。对此,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以下简称 瓷娃娃 )负责人王奕鸥深有体会。

瓷娃娃是一个非营利的民间公益组织,致力于为脆骨病等其他各类罕见病人士开展救助关怀、赋能培养、社会融入等工作。

开展工作 年多来,瓷娃娃一直没有注册成功,王奕鸥本想找残联作为业务主管部门,没有相关经验的残联婉拒了她的申请。无奈之下王奕鸥只能在工商部门注册 瓷娃娃文化公司 ,以 瓷娃娃关怀协会 开展活动。这种 双重身份 给 王奕鸥们 的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

2011年的两会期间,瓷娃娃幸运地得到了媒体关注。彼时恰逢 无业务主管部门 被频繁提出,瓷娃娃作为民间公益组织代表与民政部部长连线,王奕鸥表达了在注册、资金、人员等方面的困难。当年的 月,瓷娃娃在北京市民政局顺利注册登记。

工商注册依然很烦

在采访中,本社记者了解到,大量 社会组织 选择在工商部门注册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

2006年12月19日,致力于开展疾病防治健康教育、病患者救助及消除歧视等公益工作的北京益仁平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当年权衡利弊,负责人陆军无奈选择了工商注册。除了不能募捐等问题外,不需要 业务主管单位 、可以在全国范围开展工作等优点让他觉得 得到的比失去的多 。

由于长期社会组织双重管理模式主导,致使数量众多的社会组织选择了工商部门注册,以寻求通过更加简易、便捷的程序获取 组织 身份。

它(工商部门注册)的不便在于它的名义和税收,但是大家发现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社会组织也未必有税收上的优惠。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介绍,在国际上,工商注册作为社会组织注册成立的一个途径,是被认可的。区分是否是公益性质的组织主要在于其社会功能而非注册形式。

由于相关中国法律上的空白,也为监管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日前,北京一家企业对民政部门 依法取缔 该公司下设的研究所准备提出行政复议。

然而工商注册带来的麻烦远不止此。

陆军坦承,因为注册主体问题,接受捐助受到了不小限制。陆军介绍,由于捐款中部分款项用于缴税,许多资助方都禁止和工商注册的机构合作。虽然也有当地税务部门减免工商注册的社会组织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但极为罕见。

王奕鸥近也在申请企业所得税减免。虽然在民政注册的社会组织有了 合法身份 ,但是目前免除的是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的减免还需要进一步申请。

即使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社会组织,享受免税的情况依然复杂。贾西津分析称,社会组织享有免税优惠必须经由国税、地税、财政、民政等部门的相应审批, 只有通过审批,名单里的社会组织才能免税。

政府监督 与 社会监督

除了北京以外,201 年各地关于社会组织体制改革都有相应探索,试图改变原有管理体制下的监管问题。

比如,大连市政府表示将适时出台《大连市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通过开展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将社会工作服务交由具有专业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201 年7月,国家民政部与云南省政府联合主办了一场 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座谈会 ,云南省政府公布了 份意在社会建设领域作出突破的征求意见稿,其中就包括 政府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 ,除发生重大灾害,不再参与社会募捐。

面对普遍存在的监管问题,清华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认为, 政府监督 与 社会监督 在此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构成完整的监管体系,不能厚此薄彼。

近来网络、媒体对社会组织的监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王名觉得只有媒体监督显然是不够的中国目前急需专业的相关监督机构。

王名介绍,英国、德国监督体系对转型中的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英国建立了一个非常广泛的社会监督体系,组成一个很有效的举报网络,任何公民发现问题都可以举报。举报以后这个系统就生效,政府通过举报系统获得信息对相关社会组织进行问责。举报系统本身是一个社会监督系统,不是一个政府监督系统。而德国的监督模式由中介组织负责监督。

社会监督代替政府监督是做不到的。 王名说自己并不赞同取消政府监督,而是改变政府监督原有方式,由过去入口管理走向过程监管。王名强调,登记注册并不是监督社会组织很重要的手段,全面广泛的行为监管才是政府应该做的。

(应该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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